“人文精神”大讨论迷茫中发出的第一声 “人文精神”大讨论迷茫中发出的第一声1993年至1994年，“人文精神大讨论”由圈内而至圈外，席卷了中国知识界。那是中国知识分子在经历一个迷茫、痛哭、困惑阶段之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人文精神”大讨论迷茫中发出的第一声 ,供大家参考。
“人文精神”大讨论迷茫中发出的第一声
1993年至1994年，“人文精神大讨论”由圈内而至圈外，席卷了中国知识界。那是中国知识分子在经历一个迷茫、痛哭、困惑阶段之后，开始慢慢审视自身，恢复活力，发出声音的开始。它所讨论的，至今仍是中国社会的一些具有根本性的大问题。
而王晓明，则是这一些讨论的“串联者”。
聊天制造媒体事件
《国家历史》：为什么要发起“人文精神”讨论？
王晓明：当时大家都很困惑，不知道怎么理解新的现实和它背后的历史运动。一部分人出国了，我的熟人朋友当中，出国与留下来的大约各占一半。出国的人大概认为在中国已经没办法再做事，留下来的人则觉得好像还可以做点事。我1990和1991年两次去美国，都面临这个问题：留在美国还是回来？后来还是回来了。
那时候大学校园里的气氛还是相当活跃的。在华东师大，研究生和年轻教师组成了不同的小圈子，常常通宵达旦地聊
天，像徐麟、崔宜明、胡河清、李劫、张宏，还有小说家格非，等等，都是积极的参与者。不用说，上海的其他大学：复旦、交大，等等，上海以外的北京、郑州、广州、南京、西安等地，都有类似的圈子，类似的讨论。
到1993、1994年的时候，中国社会新的变化趋向，已经比较清楚，大家普遍有一种难以接受的感觉，不但是大学中人，不少作家，譬如张承志、韩少功、王安忆等等，其时也都有类似的感受。可以说，如何看待现实，在那时已经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大问题。人文精神的讨论就是在这样一个情形中发生的。
不能说人文精神讨论是我发起的，这么大的讨论，怎么可能是哪一个人发起的呢？我编的那本《人文精神寻思录》的后记，就大致介绍过我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当时有各种各样的讨论，我主要是做串联的工作，把不同圈子的讨论串联起来：譬如复旦大学的张汝伦先生，我之前就只是见过，并不熟，是通过这次讨论才结识的。当然，大量的私下讨论当中，最后能形成文字、公开发表的，只是一小部分。
“人文精神”这个题目，是取自我与华东师大的几个朋友的一个讨论纪要，那个纪要的标题是《人文精神的废墟》，发在1993年的《上海文学》上，因为批评了几种流行的文化现象，这个纪要获得不少报纸的转载。其实，这只是这一场大讨论开始借助报刊公之于众了，讨论本身开始得还要早，还且有许多讨论并没有形诸文字。当然，1994年在《读书》杂志连载5组以“人文精神”为总题的讨论，影响就更大了，参加的人也更多了。
《国家历史》：在“人文精神”讨论之前，有没有人发起别的讨论？
王晓明：1990-1992年间，陈平原、汪晖和王守常就发起过“学术规范讨论”。他们主要讨论“学术规范”问题，认为学问没有做好，是由于学术不规范导致的。但我觉得，所谓“学术规范”，只是一种说法，实质上，他们是要反省80年代知识分子的状况，而这个反省，简单来说，是被刺激出来的。1989年前后国际国内的局势，令知识界很受震动，有些人甚至感到幻灭。但从另一面来看，这震动和幻灭本身就说明知识界有很大的毛病。如果你真有洞察力，不应该那么吃惊、那么震动、那么幻灭的。那为什么80年代的知识界对后来发生的这些社会变动缺乏预见和洞察呢？你不能光把原因都推到外部条件去，一定还有知识界自身的原因。我理解他们办《学人》杂志，最重要的动力，是要反省80年代中国的思想界、学术界为什么缺乏洞察力。当然，说缺乏洞察力是因为学术活动没有做规范，这只是一种便宜的说法。当时大家都知道，问题并不仅是学术规范，更不是什么注释不够。这是一种整体的思想上的反省，只是采取了当时比较安全的表述而已。
《国家历史》：你们的第一次私下讨论是在什么时候，当时讨论了什么问题？
王晓明：这个记不得了，那时候校园里的年轻人，只要是志趣相投的，几乎整天凑在一起聊天，什么都聊，前一句是国家大事，后一句可能就是“今天食堂的包子不错”，再下一句可能又会转回到什么理论问题上，随意而谈么，哪有那么正式的？我现在倒是很怀念那时候的那种简单的随意而谈的气氛。
《国家历史》：什么时候开始进行公开讨论的？
王晓明：大概在1994年春天，上海的一批人文学者经过互相了解，发现大家有很多共同关心的问题，正好华东师范大学要开一个文艺理论方面的会议，白天开会，晚上我们就约在一起，集中讨论一下。就在华东师大找了一个教室，大概坐了五六十人。在这之前，我写信把这事情告诉了当时的《读书》主编沈昌文先生，请他支持。他就和编辑吴彬来上海参加这一晚的讨论，他们一声不响地坐在角落里听，然后就回去了。但很快就写信来说，他们支持这个讨论，准备在《读书》上发表系列的讨论稿。就是根据这个信，我们在上海分了好几组，分别讨论，然后根据录音整理成文，陆续寄去《读书》发表。可以说，《读书》杂志对这个讨论是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的。
《国家历史》：关于“人文精神”，当时你们的主要观点
是什么？
王晓明：当时中国的文化状况非常糟糕，可以说是处在严重的危机当中。作为这个危机的一个重要方面，当代知识分子，或者就更大的范围来说，当代文化人的精神状况普遍不良，这包括人格的萎缩、批判精神的缺失，艺术乃至生活趣味的粗劣，思维方式的简单和机械，文学艺术的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匮乏，等等，从这些方面都可以看到中国的知识分子、文化人的精神状况很差。
为什么精神状况这么差？从知识分子（文化人）自身的一面看，主要问题就是丧失了对个人、人类和世界的存在意义的把握，也就是说在基本的价值观念方面两手空空，自己没有基本的确信。没有基本的确信，精神立场就东倒西歪。
这种精神状况的恶化，绝不仅仅是以知识分子本身的原因所能解释的，它背后有深刻的社会和历史原因，也不仅仅是在15年的改革当中才发生的，它其实是与中国整个现代的历史过程密切相关的。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想真正走出这种恶化的状态，可能需要几代人的持续的努力。作为开端，当时公开发表上述意见的这些人就特别愿意来提倡一种精神，一种关怀人在世界存在的基本意义，不断在自己内心培植和发展价值追求，并且努力在生活中实践这个追求的精神。这是一个实践的过程，一个不断生长的、日益丰富的过程。这种人文
精神的追求是每一个人以不同的方式来做的，甚至靠这些“不同”所形成的丰富性来推动。
《国家历史》：你们的讨论公开发表后，引起了什么反响？
王晓明：这个讨论很快就变成为一个“媒体事件”，国内的报刊广泛地报道，国外有些报纸（例如日本）也做出反应。在持续两年的过程里面，不断有学者加入这个讨论，仅我个人看到的文章就超过了一百篇。许多报刊，如《光明日报》、《文汇报》还开辟了专栏，这为文章的发表提供了传播平台。到1995年，人文学界以外的一些学者也开始加入，1995年11月，在《中华读书报》就有一个很大的标题：“人文精神，经济学家发言了”。这些经济学家中，有基本赞成的，有分析的，也有批评的，各种各样的声音。1996年的时候，上海和北京两地同时出版《人文精神讨论文选》，到这个时候，这个讨论基本接近尾声，最热闹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就在这两年中，“人文精神”逐渐成为一个流行词。记得当时有人告诉我，说上海陕西南路靠近淮海路的一家商店开张，商店经理照例要说一些套话，其中居然也有“发扬人文精神”这样的话。人文精神竟迅速成为这样一个套话，可见当时的流行之广了。
当代社会思想史上的重要标志
《国家历史》：对“人文精神”讨论，当时的批评意见是什么？
王晓明：批评的意见大概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批评认为：你们这些人如此集中地提倡一种精神的倾向，并且根据这种精神倾向激烈地批评各种社会现象，这妨碍了文化的多元化原则，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文化的专制主义，甚至还有人说，这是一种文化的“恐怖”。还有人进一步分析，这种提倡会导致一种不适当的道德强制。另外还有人认为，中国现在开始进入消费时代，进入后现代社会，各个方面都在转型，这个时候提倡对生存意义的关注，强调知识分子的批判作用，是犯了一种启蒙的毛病，是一种过时的文化冒险主义。更有人说，你们这样做实际上是发泄对改革、对现实的不满，企图否定现实。第二种批评意见是比较学理化的，认为人文精神的讨论不错，但是讨论的题目太大。什么是人文精神说不清，而且把许多问题都放在人文精神这个题目下来谈，缺乏对具体的、制度方面的思考，应该把制度问题和人文精神问题结合在一起谈。我个人觉得这是富有远见的、建设性的批评。
当时，对这些批评的反应也很激烈，双方唇枪舌剑、剑拔弩张。当然，更多的人是理解这个讨论的意义，在这个前提下把自己不同的理解放进去，这样的意见是大多数，大家
可能也比较熟悉，我这里就不多谈了。
《国家历史》：“人文精神”讨论之后有没有类似的讨论？1998年前后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是不是就是它的延续？
王晓明：我是不赞成用“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来概括1990年代中晚期的知识界的论争的，因为被划在两边的人中间，分别都有极大的差别。当然，1990年代中晚期的知识界的论争的范围更大，有些问题的分歧也表现得更尖锐、更深刻，所以，恐怕不能说它是之前的什么讨论的延续。
《国家历史》：那“人文精神”讨论的延续究竟是什么？
王晓明：大概是在1998年，《上海文学》上有过一次关于“市场意识形态”的讨论，那可以说是“人文精神”讨论的延续之一。话题是围绕“成功人士”这个流行符号展开的，我有一篇文章，题目叫《半张脸的神话》，就是讲这个的。“成功人士”这个概念最早是蔡翔先生提出来的，他有一篇短文，谈到“成功人士”这个符号，后来我就把他这个说法拿来进一步讨论，还到大学里去演讲。
《上海文学》上的这个新的讨论也持续了一段时间，大家当时的一个比较强烈的感觉是：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推进，一种新的主流意识形态正在快速形成。我们当时在《上海文学》上讨论的，就是这个新的主流意识形态。后来我编了一本书，书名叫《新的意识形态的笼罩下》，其中的不少文章，就是讨论这个问题的。我现在做的“文化研究”的课题，也是要分析：这个新的意识形态是如何形成的，它与过去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区别在哪儿等等。
《国家历史》：整个80年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或学术界，绝大多数人都相信，存在着一个历史不断进步的规律，而这个规律在当时中国社会的体现，就是现代化。但1992年，中国开始实行市场经济，现代化也包括市场经济。现代化真的来了，为什么知识分子又不满意了？
王晓明：市场经济导向的改革并不是1992年才开始的，80年代中期就开始了，只不过那时叫商品经济而已。但那个时候经济改革与其他改革大致同步，那时进行的是比较全面的改革。1992年以后，改革向纵深发展，其范围早已超越市场。
《国家历史》：中国知识界什么时候开始分化为“知而不言是一种罪”与“躲进小楼成一统”的？
王晓明：粗略区分的话，实际上读书人从来就有两种，一种是只做学问的，一种是还要关怀社会、要对社会发言的。一般说的知识分子，往往指后一种人，他要从他的知识立场出发来讨论社会问题。如果讲知识分子的分化，那应该是指由于对社会问题的看法不同而形成的分化，而不是在要不要讨论社会问题这一点上的分化。
中国知识分子在80年代基本上没有太大分歧。分歧是
在90年代形成的，这个分歧的第一次大规模爆发，就是在“人文精神”讨论中，这也构成了“人文精神”讨论的一个意义。而分歧的一个关键点，就是怎么看待改革，怎么看待改革的现实，怎么看待市场经济，或者说，怎么看待“现代化”。
《国家历史》：今天的很多年轻人却不知道“人文精神”。
王晓明：当时，参与讨论的所有人，我想大概都明白大家究竟是在谈什么。但是，今天的年轻人确实不知道了，隔膜。这个隔膜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就是教育，特别是大学教育，另外一个是媒体。因此，现在越来越多的学生，对发生在十年以前的许多事情都不知道，不光对“人文精神”讨论这样的事，别的更实在的事情也不知道。就是文史哲专业的学生，现在还有多少人知道《学人》？从这个意义上讲，你们办这样一个历史杂志，真是很有必要的。
现代社会里，什么样的人是最好的消费者？就是那种把新产品当作最好的东西，尽快用新产品来替换旧产品的人。如果一个人有记忆，他就会回过头来算总账：我这样不断更新是不是有毛病啊？有历史记忆的人，的确不容易被当代的东西、流行的东西忽悠。
《国家历史》：十多年过去了，今天如何看“人文精神”讨论？
王晓明：总的来说，虽然这场讨论影响的范围很大，但
讨论的水平并不高。原因有两个：第一，从自身来看，当时发起这个讨论的人，和参加这个讨论的人（包括我自己），对很多事情想得都还不是很清楚。随着两年的讨论逐渐深入，很多问题才慢慢想明白的。第二，有很多非学术的因素影响这个讨论，当时有很多的意气用事，很多的借题发挥……所以，在当时的条件下，要想把一个问题讨论好，确实也是一件困难的事情。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后来的有些讨论变质了：不是仔细去听对方的看法，而是一味要在论战当中压过对方，这样的风气一起，特别是一些人身攻击的发生，暴露了当时的思想和文化条件的恶劣。
虽然“人文精神”讨论在整体上不够深入，它在客观上却成为当代社会思想史的一个重要的标志。第一，这场讨论是中国知识分子在那样一个社会剧烈变动、迷茫、痛苦、困惑的阶段之后，开始慢慢地恢复活力，发出声音的开始。第二，这个讨论打破了1980年代以后，中国知识界只有一个集体声音的不正常状态。当然，更重要的是，“人文精神”讨论凸现了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些具有根本性的大问题。十年过去了，这些问题的重要性一点都没有减少。
王晓明著作
《半张脸的神话》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如果把社会比作一个人，把社会的进步比作人阳光灿烂、光彩照人的半张脸的话，那它的背面，另外的半张脸则常常被人隐去了、忽视了。
一个国内知名的文学教授，一个忧虑天下的人文学者，以非同常人的理性和非同常人的职责担当给了我们满意的答案。
《人文精神寻思录》
文汇出版社1996年版
“人文精神”的讨论及其种种回应，就体现了当代知识者的活力，体现了他们对精神价值的近乎本能的向往和追求。这必然能激发那些愿意自救者的勇气和理性，使他们更深入地透视当前的文化现实，也更深入地透视自己。
《在新意识形态的笼罩下》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伴随着大众文化的兴起，人们的日常生活开始被传媒、广告、时尚等控制和引导。时至90年代，这种控制和引导已形成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本书汇集了上海文化界的精英观点，以专题的形式对这种意识形态的产生和社会运作方式进行了详细分析。
王晓明
1955年生于上海。1982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为华东师范大学及上海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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